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慧
九安医疗董事长刘毅很讨厌富豪标签，他认为这是标题党，且不符合事实。
但是，在过去两年，刘毅通过对Kimi、沐曦等明星AI公司的押注，在投资圈声名大噪。
网络上和他有关的信息，很多是关于他两次抓住财富机遇的故事。
1967年出生的刘毅，1985年考入天津大学精仪系，毕业后曾分配到上海一家仪器厂工作，1995年回天津创立九安医疗。除了九安医疗董事长，他的另外两个身份都和母校有关：天津大学宣怀学院院长和北洋海棠基金发起合伙人。
近期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天津见到刘毅时，他穿着黑色Polo衫，一个人准时出现在了采访现场。他胳膊和脸晒得黝黑，身形结实，看上去精气神很好。
刘毅硬科技投资的资本积累，绕不开九安医疗。2010年，九安医疗成为国内“电子血压计第一股”，上市之初在资本市场未有太多波澜。2011年，九安在硅谷成立公司。得益于渠道、品牌与FDA注册经验积累，2020年到2022年期间，九安的医疗产品先后多次取得海外政府方采购订单。2022年九安医疗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1664.19%。
从2019年和七位天大校友发起成立北洋海棠基金，到2022年开始在一级市场“寒冬”中逆势出手，再到连投月之暗面（Kimi）七轮、4.7亿元押注沐曦，还投资了包括阶跃星辰、正行创新等一批科技公司，刘毅的投资版图，从医疗向硬科技快速延伸，他被称为“风口捕手”。
很多人说刘毅运气很好，连续抓住了两次机会。
也有医疗行业投资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到，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，面对这笔迅速积累的财富，他并没有和很多医疗行业同行一样，把钱投到老本行做规模扩张。2022年开始，他陆续把钱投到了大模型和GPU赛道的多家公司，且避开了一个很快卷成红海的市场。
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中，刘毅首次对媒体谈及转型硬科技的逻辑与方法论，以及投资Kimi、沐曦的决策案例。刘毅这样概括他的投资方法论：“投资很多时候是看天吃饭，天好了就赶紧种地收割，天坏了就少干点。”
刘毅还谈到了对AI泡沫以及近期二级市场剧烈调整的看法。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乐观。他认为企业家是最乐观的一批人，不然他们的企业早就结束了。悲观者永远正确，乐观者永远前行。
《21世纪》：2022年你为什么转向投资硬科技，而非更熟悉的医疗本行？
刘毅：我们看到的变化，是人口红利在减少，当前最大的红利是工程师红利，这是中国在全世界最有优势的人才资源供给，他们聪明、勤奋、上进心强，规模足够大，且极具竞争力。所以未来五到十年，科技创新一定会在中国涌现。过去四十多年，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充分的技术、资本，以及足够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——土壤已经成形，这就是我们下决心投科技的根本原因。
《21世纪》：第一轮投Kimi的时间是2023年，相对早期，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选得很好？
刘毅：2023年是好时机吗？当时中国一级市场其实很难募到资：美元基金因为地缘原因不出资，人民币出资方也因退出不畅而谨慎出手，一些非常好的GP都募不到资。
九安是在2022-2023年这个低谷期开始出手的，先后给大概9家一级市场VC出资，其中两家是医疗，其他都是科技。到2024年，我们作为LP又和天津市政府一起发起了50亿元的母基金。
换一个角度看，这反而算赶上了好时候：人民币不出资，美元也不出资，我们突然愿意出资，就更容易接触到当时最好的一些GP。前后算下来，我们给三四十家GP出过资。
至于这个时机，现在回头看，好像是我们抓得早了一点。但说实话，这不是什么先知先觉，只是尊重常识。
《21世纪》：大家都说人很难赚到认知以外的钱，你跨界做科技投资，是怎么获取高质量信息的？
刘毅：人和人的区别，第一是信息差，信息差不是内幕，而是更早、更近、更准的一线事实；但只有信息，没有认知，不会行动，也没用。
对于我们来说，首先得学习，科技变化这么快，不持续学习，根本跟不上。
我们给30多家基金出资，能跟这些基金进行深度的交流沟通。他们对行业、对项目的看法和判断，本身就是很宝贵的经验，也是我们重要的信息源。不同基金的观点可以进行交叉验证。
《21世纪》：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投资决策案例？
刘毅：举个例子，2025年2月，我们在看沐曦，原来不紧不慢，突然接到公司通知：“十天之内必须决定投不投，十五天内必须打款。”对于这样一个GPU项目，既不能说不，也不能说是。
那怎么办呢？只能快速把能验证的人都问一遍。我们有子基金的创始人投过沐曦，砺思的曹曦和心资本的韩彦，都在沐曦估值十亿元的时候投了。我们就问他们俩：你们当时为什么投沐曦，现在怎么看？他们都给了很正面的回答。第二天一早又打来电话，说他们内部也开会讨论了，这轮也要投。
我们投资的基金——星连资本和SEEFund投资的两家公司，正好用了沐曦的芯片，也给了非常正面的反馈；另外，投沐曦竞争对手的基金，也给了我们一些意见。几方面的信息放在一起，交叉验证下来，要不要投沐曦，其实就比较好判断了。
决策的时候，北洋海棠基金发起合伙人、仁爱集团董事长马如仁讲了一句话：“这就是20年前的房地产，大户型、小户型、别墅都能卖掉，好地、差地、边角地，地贵不重要，都能赚钱，应该多投。”
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一家投，我们是一个基金群在投：校友基金、自己的基金、合作方的基金、LP。那轮我们给沐曦投了4.7亿元。没想到沐曦年底就上市了。上市开盘市值就到了三千多亿元，我们收获了超级独角兽，账面浮盈10倍多。
《21世纪》：你现在会觉得GPU公司投少了吗？
刘毅：是啊，2025年9月份之前，窗口其实是开着的，第一梯队的GPU公司我们基本都有机会投：沐曦、摩尔、壁仞、天数智芯、燧原、昆仑芯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些公司不是已经上市，就是马上要上市。所以再问自己“是不是投少了”，答案肯定是投少了，应该多投几家。
《21世纪》：当时投大模型公司的时候，是怎么选的？
刘毅：2023年6月，我们把大模型公司都考察了一遍。
内部讨论时，第一个问题是：投不投？大家的结论是应该投。大模型这个技术变化带来的改变太大了，可能比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还大。在这个大趋势里，模型是基本能力，我们应该投。
第二个问题是：投谁？我们当时把问题简化成：投科学家，还是投企业家？大家的一致结论是投科学家。因为技术还没有收敛，大家都还在“登月”，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能力。只有创始人本身是科学家，才可能带着团队在技术攀登中一直走在前面。杨植麟就是这样的科学家。
如果投企业家，他不在技术一线，还得再找一个很强的CTO；可问题是，最顶级的科学家很多已经自己创业了，很可能是找不对或找不到。
《21世纪》：你投了这么多公司，哪个创始人印象最深？
刘毅：第一个当然是杨植麟。他说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两方面，一个是人才密度，一个是算力。
我就问他：你怎么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？他说了四点。第一，他有tech vision，能让认同他vision的人愿意跟他一起干；第二，他在技术圈有影响力，知道谁牛，牛人也找得到牛人；第三，他自己就是搞技术的，对技术人员有同理心；第四，融资和产品发布这些里程碑事件，也能让团队不断形成更强的凝聚力。
我们当时就想，一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能把人才问题讲得清清楚楚，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通透。Kimi，我们海棠基金群连投了七轮。
《21世纪》：一个当时只有31岁的人，你怎么能说他“通透”？
刘毅：这是天赋。
《21世纪》：你平时跟这些创始人联系多吗？怎么做投后管理？
刘毅：有什么需要投后管理的？这么牛的人，不需要什么投后管理。不干扰、不打扰、不添乱，就不错了。他在创业，遇到具体困难，终究需要他自己去面对。如果这个时候，我们能提供一些咨询、交流和帮助，已经很好了。
《21世纪》：大家都说AI是年轻人的事业，你们做AI投资是不是也对年轻人有很厚的滤镜，比较青睐“小天才公司”？
刘毅：我们确实见过很多这样的“小天才”。我们基金有一位实习生，是一位未毕业的清华博士，他创办的公司上一轮估值已经达到6亿美元。
这里面还是有逻辑的：他在一个大风口里，找到了一个特别的点，并且说服投资人相信了这个点；这个点在风口中还没有人能做出来，而他有很强的优势，逻辑就成立。只是风口太大了，所以估值也拿得很高。
《21世纪》：你会担心别人说你是“老登”，或者之前创立的公司是“老登”公司吗？
刘毅：本来就是这样，只不过我不想这样。那怎么能摆脱这种标签？抓住时代的变化，拥抱时代的变化，这是我们最本质的想法。
《21世纪》：有没有比较失败的案例？
刘毅：以前有很多。大家看到的是成功，是因为现在AI这个大势下机会多、胜率大：需求增长太快，供给不足。从大语言模型到视频模型，到AI Infra，再到芯片，机会太多了。过去半年，这些公司估值涨几倍、涨十倍的都很多。这个时候，投资风格可能需要转变，决策快、下手重就很重要。
投资很多时候是看天吃饭。天好了，你就赶紧种地收割；天不好，就少干点。
《21世纪》：关于AI泡沫，你怎么看？
刘毅：讨论泡沫之前，首先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：AI到底有多大？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，才能讨论泡沫问题。
比如AI从会聊天到能干活，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？现在熟练用AI的人可能最多有几千万人，如果有10亿人用呢？你要想清楚，AI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和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，这才有第二步的泡沫问题。如果它有那么大，那现在就没有泡沫。
《21世纪》：你相信它有多大？
刘毅：孙正义说过，到2040年，AI产业至少能占到全球GDP的20%，也就是40-50万亿美元的市场。如果这句话成立，那现在当然还很早。现在从各方的估计看，到2030年，高盛最新预测，算力要新增170GW，需要投资至少8.5万亿美元，AI基建全是供应问题，没有需求问题。
我们身边也能看到，真正把AI熟练用到工作的人，其实还没那么多。最近Token的消耗量涨得很快，但Token的价格也下降得很快；换算到真实使用者，能用得上、也用得到这个量级的人，依然很少。比如九安医疗自己，现在每月 Token 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万亿个，但全社会能达到这个量级的公司还不多——从这个角度看，AI 的普及还早。
所以，现在谈AI产业泡沫，可能还为时过早；当然，发展也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。
《21世纪》：以美国的OpenAI和Anthropic为参照，Anthropic正在冲IPO，其市场表现是否也会影响中国模型公司的估值？
刘毅：以Anthropic为例，如果今年ARR能做到1000亿到1200亿美元，那它按1.5万亿美元、甚至2万亿美元上市，大家未必会觉得有泡沫——折算下来20倍PS，并不是不能接受。
现在判断估值有没有泡沫，最大的衡量指标，其实就是OpenAI和Anthropic的收入增长速度。Anthropic差不多一年十倍增长；如果这种速度还能保持，那它就谈不上泡沫。问题在于，谁都不会相信它明年还能十倍增长，可能连Anthropic自己都不信。
《21世纪》：在你看来，泡沫会有吗，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情况？
刘毅：泡沫肯定会来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真来的时候，一定是公司市值脱离基本面。投资者开始认为，任何对 AI 的投资都不会出错。
比如到50倍PS，也就是50倍收入比，那基本就是泡沫了。为什么二级市场更容易失控？因为散户在公开市场能买到它，不像一级市场买家，多少还有点判断力和理性。一旦大量散户涌进来，又不断加杠杆，就像上半年的韩国，人人都是股神，人人加满杠杆，最后市场一调整，全是血本无归。
还有一层：一家公司值1万亿美元，那是财富，不是货币；可一旦上市，它就有了变成货币的可能。如果大家都想把它变成货币，市场上根本供应不出这么多货币。这么多公司估值涨得这么快，都要变现怎么办？根本承受不了。
所以问题根本还是脱离基本面。我的预测是：30倍PS，泡沫就开始出现；50倍PS，可能已经很高了。2000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市盈率曾高达200倍。
泡沫迟早会来，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来。4月份我在硅谷跟一线基金交流，问他们：现在AI有没有泡沫？和互联网时期比，处在哪个阶段？有位基金经理说得很好：和互联网时期相比，大模型处于1995年，电力处于1996年，芯片处于1997年，初创公司处于1998年末，而互联网泡沫出现在1999年中到2000年4月。但我个人觉得，现在的创业公司已经不是1998年底，更像1999年初了——初创公司的估值已经很高。
《21世纪》：从创业到投资捕捉风口，你觉得自己的运气和实力各占多少？
刘毅：其实很多时候，是时机更重要。时势造英雄，形势比人强。我们正好赶上了 AI 这个巨大的变化，手上又正好有一定的资金，就顺势抓住了这个机会。说到底，所有人都是时代的产物，也可以说是运气。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行情？投这些GPU公司都能赚钱。
所以，不同形势下，投资风格也不一样。现在是“猛人”的时代，硅谷很多基金在投资逻辑上都有很大改变：
第一，从早期到后期都投，不局限于某个阶段；第二，一个行业不是只投一家，Anthropic和OpenAI可以一起投；甚至有些基金不分一级市场、二级市场，只要是好公司都可以投。结果就是，很多头部公司背后的投资基金高度重合。
最近，二级市场有剧烈的调整，大家对AI基建产生的巨量资金需求，以及能产生收益的回收周期，产生了疑虑，但需求并没有改变，这并不是基本面的问题。
市场本身就是个放大器，涨的时候放大乐观，跌的时候放大恐惧。做投资，之所以有机会赚钱，就是知道的东西比市场更多，能早一点行动。
《21世纪》：你个人对风险的接受度非常高？
刘毅：企业家不都是这样的人吗？如果企业家对风险的接受度不高，企业早就结束了。
企业家干的，就是把别人不相信的事，一步一步做成越来越多人相信的事。首先你自己得乐观，不乐观就干不下去。
但企业家做风险投资，也有问题。他自己走出来之后，容易从自己的经历去看所有企业，这未必对。很多创业公司都会失败，都是九死一生；他能走出来，有幸存者偏差，不代表大家都能这样走出来。企业家天然更容易看到积极的一面，也更容易对积极的一面下注，反而忽略了困难的一面。
《21世纪》：产业界做投资，跟那些一直做投资的人相比，有什么不同？需要规避的弱点是什么？
刘毅：还是风险意识、风控。企业家都是乐观的，看什么都能干成；投资人看过太多失败案例，考虑的因素自然会多一点。当然这没有优劣。
比如AI时代，很多半导体基金其实是看过那些GPU公司的，但都不敢投。为什么？满眼都是风险。半导体行业过去全是问题，他们看到的也都是问题。但时代变了，AI来了，需求暴增。
有一个故事，投资家德鲁肯米勒25岁去银行实习，留下来了，一年后升为分析师主管。他后来问恩师：部门里这么多有十多年经验的分析师都没被提拔，为什么提拔我这个没经验的人？恩师回答他：那些人经过十多年熊市，看过太多失败，胆子都没了，满眼都是风险；我需要找一个没有这个经历、敢开枪的人。
德鲁肯米勒自己现在都说，很怀念三四十岁敢开枪的自己；现在顾虑多了，很多时候反而不敢做决定。
所以AI时代突然来了之后，机会多，胜率也大，投资风格也需要转变：投一个，很容易失败；但你投多了，总会有跑出来的。
《21世纪》：所以说，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？
刘毅：悲观者永远正确，乐观者永远前行。早期投资不乐观，根本没法投：九死一生的事太多了，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一个意外。所以不是看不见风险，而是看见之后，还敢往前走。
《21世纪》：你已经投出了Kimi、沐曦两家超级独角兽，AI时代如何投出超级独角兽？
刘毅：我们靠的是一套“生态驱动、全面覆盖”的打法——价值为锚，趋势为帆。
我们把 LP 生态圈当作信息引擎，将 LP 生态作为全行业的信息底座，把 GP 的一线感知制度化地转化为自身的决策动力。这种结构保证了我们在项目筛选上具备先发优势，在执行层面具备多维工具包。
落到行动上：第一，设立 50 亿元科创母基金，配资形成 150 亿元基金群，在全国遴选 30 家以上不同阶段、不同领域的著名创投基金设立子基金，出资子基金全覆盖——算法、算力、应用、数据，一个赛道都不缺；第二，深度绑定，每家基金每年推荐至少一个可以跟投的项目。所以我们“不一定在第一轮、第二轮就上车，但是总有上车的机会”，从早期到后期都可以投，很多项目就是这样上车的。
《21世纪》：你投的大多公司在北京、上海，特别是清华系的企业。天津大学跟清北相比，还需要补齐什么？
刘毅：和清北比，我们的打法一定是错位竞争。人家大模型、AI做得很好，我们为什么要重复去做？天大的看家本领在化工、材料，化工更是全国第一；再落到产业方向上，就是碳基半导体、碳基功能材料、合成生物与低碳生物制造、碳循环与碳回收。这些才是天大的主场。
但学科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公司。高校成果转化最难的，不是写论文，也不是最后做大做强，而是中间那段从实验室的样品到产品的“工程化、产品化”。一个成果要过概念验证、小试中试，成本高、周期长、短期没收益，很多成果就死在这儿，大家叫它“达尔文死海”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不能简单让科学家都去创业。科学家的战场在实验室，企业家的战场在市场。中间这段路，要有人陪他们走。
在 2017年世界校友大会北洋夜话上，我发起一个倡议：能不能成立一支校友基金，支持老师、学生、校友创新创业项目，在他们创业初期缺资金、缺资源、缺人脉的时候支持他们、孵化他们，让他们创业成功后回报母校、回报社会。仁爱集团董事长马如仁、利安隆董事长李海平等 7 位校友企业家积极响应，北洋海棠基金就这样从1亿元起步，走到今天，已形成100多亿元的创投基金群。
《21世纪》：相对国内其他高校来说，你们有什么差异化竞争的点？
刘毅：我们的愿景，得放到这个时代里说——科创中国、人工智能，机会就摆在这儿。
在这样的机遇下，天津大学创新创业生态，是由一群校友企业家用商业化、市场化的方式做起来的，我们要打造的是创新创业生态的“天大+碳湾”模式。
天津大学创新创业生态立起了三大支柱——北洋海棠基金、天津大学科技园、宣怀学院/创业知本社。北洋海棠基金负责投资，天津大学科技园负责载体和孵化，宣怀学院、创业知本社负责育人和赋能。
为什么叫碳湾？天津在环渤海湾，环渤海像一个“C”，碳的化学符号也是C；天大的看家本领，又正好卡在碳元素、碳材料、碳产业、碳生态这条线上。
所以我说，他们叫“硅”，我们叫“碳”；他们叫“谷”，我们叫“湾”。杭州有“六小龙”，天津有自己的“碳湾七星”。这不是贴标签，是真刀真枪地做生态：汇聚碳研究者，培养碳千里马，投资碳创业者，吸引碳企业落户。等这片土壤厚了，项目自己会冒出来。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两家公司热闹，而是未来这里能不能长出一批千亿市值的企业。
所以这件事绕到最后，还是那几句话：我们要有自己的梦想，一步一步做，一年一年变化。一群人，一梦想，一起拼，一定成。斯坦福早期也只是一所普通的农场大学，硅谷只是大农村。天津大学招收的是全国前1%的学生，天津也是大城市，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梦想？
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的目标：围绕天津大学科创园，打造40万平方米创新创业载体，吸引500家科技企业入驻，汇聚一万名以上天大、南开的优秀青年学子，让他们在学校周边创业、安家。更长一点看，十年内，招引和孵化30家科技成长型企业，孵化出10家独角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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